央行正在研究实施一次性的个人信用救济政策：清除违约征信记录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10月27日在2025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实施一次性的个人信用救济政策，对于新冠疫情以来违约在一定金额以下且已归还贷款的个人违约信息，将在征信系统中不予展示，该措施计划在明年初执行。

央行研究实施的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针对新冠疫情以来符合 “小额违约 + 已全额偿还” 条件的个人，通过征信系统不予展示相关违约记录的核心措施，对金融市场产生了多方面、差异化的影响，既释放了积极动能，也伴随潜在挑战，具体可从积极影响、潜在挑战及平衡路径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积极影响：激活市场活力，优化金融生态

（一）释放消费与投资潜力，提振信贷需求

政策通过修复符合条件者的信用记录，直接打通其融资 “堵点”。此前因疫情导致短期逾期（如失业、隔离引发的房贷、消费贷逾期）、还清后仍受征信限制的群体，可重新获得正常信贷资格，进而释放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需求，以及小微企业主、个体户的创业投资需求。例如，类似枣庄市台儿庄古城集团在信用修复后获批新贷款、带动综合收入增长的案例，在个人领域可能大量复制，形成 “信用修复 — 信贷可得性提升 — 消费 / 投资增加 — 经济活跃 — 金融业务扩张” 的良性循环，为银行零售信贷（如个人消费贷、经营贷）业务带来增量空间，缓解后疫情时代信贷需求不足的压力。

（二）拓展银行客户群体，优化客户结构

传统征信体系下，有过小额逾期记录的群体被归为 “风险客户”，长期被排除在优质信贷服务之外。政策实施后，银行可通过精准筛选（排除恶意违约者），将这部分 “诚实而不幸” 的群体纳入潜在客户池 —— 他们具备还款意愿（已结清债务），仅因特殊事件留下信用瑕疵，风险可控性较高。这不仅帮助银行突破原有客户边界，挖掘出此前被忽视的 “准优质客户”，还能优化客户结构，降低对单一高净值客户的依赖，分散零售业务风险，同时通过新增信贷投放提升利息收入与中间业务（如贷款咨询、还款规划）收益。

（三）推动金融机构风险评估升级，完善信贷机制

政策倒逼金融机构跳出 “唯征信记录论” 的单一评估模式，转向更精细化的风险定价。为准确区分 “非主观违约” 与 “恶意逃废债”，银行需升级内部风控系统，结合申请人的逾期原因证明（如隔离记录、失业证明）、还款行为轨迹（如逾期后是否主动结清）、当前收入状况等多维度数据，建立更动态、立体的信用评估模型。这种升级不仅能降低 “误判优质客户” 的概率，还能减少信贷资源的错配，让金融服务更贴合实体经济需求，符合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弱势群体” 的政策导向，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与市场适应性。

（四）改善信贷生态，降低金融市场摩擦成本

此前，因轻微逾期记录导致的 “征信纠纷”“信贷申请受阻” 问题，频繁引发个人与银行、征信机构的摩擦，既消耗金融机构的客服与审核资源，也降低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度。政策通过明确 “疫情特殊时期逾期豁免” 规则，直接减少此类摩擦 —— 符合条件者无需反复申请异议处理，银行也无需在 “刚性征信记录” 与 “实际风险” 之间纠结。同时，信用修复带来的消费与投资增长，会间接提升企业经营活力，降低企业贷款违约率，形成 “个人信贷改善 — 企业经营向好 — 企业信贷风险下降” 的联动效应，整体降低金融市场的运行摩擦成本，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二、潜在挑战：风险防控与机制适配压力

（一）道德风险与审核压力，考验银行风控能力

政策的核心风险在于 “如何精准排除恶意违约者”。若审核标准模糊（如 “小额阈值” 未明确、逾期原因证明易造假），可能出现部分人故意拖欠小额债务、等待政策救济的 “道德风险”，导致银行新增不良贷款压力。为规避这一问题，银行需投入更多资源完善审核流程：一方面要细化证明材料核验（如与社保、疾控部门数据对接，验证失业、隔离真实性），另一方面需建立 “逾期行为追溯系统”，区分 “疫情期间被动逾期” 与 “长期习惯性逾期”。这不仅增加银行的运营成本，还对跨部门数据共享、技术系统支撑提出更高要求，中小银行可能因资源有限面临更大风控压力。

（二）信贷政策调整成本，短期影响业务稳定性

长期以来，银行信贷决策高度依赖征信系统的 “刚性记录”，政策实施后，需快速调整零售信贷政策：如修订贷款申请评分模型、更新风控规则、培训一线审核人员等。这一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短期 “政策空窗期”—— 部分符合条件但系统未及时识别的客户被误拒，或不符合条件者因审核漏洞获批贷款，影响业务稳定性。此外，对于已发放的 “因征信记录拒贷” 的贷款申请，需重新回溯审核，进一步增加银行的业务处理成本，短期内可能导致零售信贷业务效率下降。

（三）市场公平性争议，可能引发守约者信任风险

政策聚焦 “违约者救济”，但未对长期守约者提供明确激励，可能引发市场公平性争议。部分从未逾期的个人可能认为 “守约未获额外收益，违约却能被救济”，削弱其维护良好信用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导致部分守约者放松还款警惕。若这一情绪蔓延，可能间接增加未来整体信贷违约率。同时，若政策执行中出现 “审核不公”（如部分群体享受特殊通道），会进一步损害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任，长期影响信用体系的严肃性。

三、平衡路径：多方协同完善机制

为最大化政策积极影响、规避潜在风险，需政府、金融机构、社会各方协同发力：

1. 政府层面：明确政策细则（如 “小额阈值” 按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化设定、逾期原因证明清单），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打通央行征信、社保、疾控、税务数据），为银行审核提供权威支撑；同时出台 “守约激励配套政策”，如对连续 3 年无逾期者给予信用评分加权、贷款利率优惠，平衡市场公平性。
2. 金融机构层面：加速风控系统升级，引入 AI 技术实现 “逾期原因自动核验 + 风险等级动态评估”，降低审核成本；针对中小银行资源不足问题，可由央行牵头建立 “信用修复联合审核平台”，共享审核标准与技术工具。
3. 社会层面：加强政策宣传与信用教育，明确 “救济≠纵容违约”，强调政策仅针对疫情特殊时期的非主观逾期；同时通过媒体宣传 “守约激励案例”，强化公众对信用体系的信任，引导 “珍惜信用、主动履约” 的社会氛围。